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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的一周，事情发酵得比我想象的更厉害。
那条热搜挂了一夜，取义。
三、已委托律师对造谣者提起刑事诉讼。
落款是他的签名。
我把声明翻来覆去看了三遍。
措辞干净利落，没有多余的解释，没有卖惨，没有拉我下场。
只有陈述事实，和追究到底的决心。
我把手机放下。
五分钟后，又拿起来。
他什么时候请的律师？
刑事诉讼要走多久？
那个造谣的“娱乐圈知情人士”查出来是谁了吗？
这些问题打了一半，我一个都没发出去。
他说他可以等，我也应该学会等他。
等他把事情处理完，等他堂堂正正站到我面前。
而不是像以前一样，隔着合同的安全距离，假装自己什么都不在乎。
周四，他回家了。
不是“回家”，是回家。
他站在玄关，手里拎着那个熟悉的保温桶。
“银耳羹。”他说，“这次少放了糖。”
我看着他。
三天不见，他瘦了一点，眼下青影更重，但眼神很平静。
“事情处理得怎么样？”
“差不多了。”他换鞋进来，“发帖的人查到了，是苏晚前公司的老板。她解约跳槽过来，对方一直怀恨在心，找人偷了她手机里的聊天记录。”
他把保温桶放进厨房。
“苏晚发微博澄清了，她妈妈也录了视频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那些聊天记录里，我对她说‘她不问，就代表她不在乎’——那句话是错的。”
他转过身看着我。
“你不问，不是因为不在乎。”
“那是因为什么？”
他没回答，只是走过来，站在我面前。
很近。
近到我能看见他眼睫的弧度，和他瞳孔里小小的、自己的倒影。
“因为你害怕。”他说，“怕问了就显得在乎，在乎就会依赖，依赖就会受伤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你从小就是这样。”
我看着他。
“我妈告诉你的？”
“嗯。”他说，“还有你爸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爸？”
“上周。”他垂下眼睛，“我去找他聊了聊。”
我说不出话。
我爸。
那个在我八岁就离开家、每年只在我生日发一条短信的男人。
那个我从不在任何人面前提起、连自己都以为早已不在乎的父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