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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越洋航班上下来的那一刻，浦东机场正在下着一场连绵的秋雨。
没有电视剧里那些歇斯底里的崩溃，也没有躲在洗手间里抱头痛哭的桥段。
我只是木然地站在行李转盘前，看着那个贴着大红色“重物”标签的黑色行李箱转了一圈又一圈。
最后，我走过去，将它提了下来。
箱子很重，里面装满了我带给他的东西。
有他在视频里随口抱怨过这里买不到的家乡特产，有我跑了三个老城区才买到的他最爱吃的那家腊肠，还有我亲手织了两个月、拆了又补的深灰色毛衣。
但我没有机会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了。
在那个长达八个小时的、没有任何网络信号的廉价航空机舱里。
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被他单方面宣判死刑的囚徒。
走到接机口，我爸妈派来的司机已经撑着伞在那儿等我了。
“徐小姐，先生和太太本来要亲自来接您的，但下午公司有个紧急的会没结束，让我先送您回长宁的公寓。”
司机老李恭敬地接过我的行李箱，替我拉开车门。
“没关系，麻烦李叔了。”
我坐进那辆黑色的轿车后座。
空调的暖风徐徐吹在我的小腿上，但我却止不住地打着寒战。
其实，我家境一点都不差。
我爸妈在本地做了大半辈子的建材和软装生意，家里的资产足够我这辈子不用为了五斗米折腰。
我在长宁区有一套自己名下的复式公寓，大学毕业后，我在一家知名的外企做着朝九晚五的品牌策划。
但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刻意显摆过这些。
原来，他甚至在潜意识里，把我当成了一个企图依附他来改变命运的累赘。
他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，打发了一个刚刚跨越了一万公里、满心欢喜来奔赴他的傻子。
回到公寓。
我没有开灯。
我把那个装满礼物的黑色行李箱，连同我在这段感情里所有的卑微，一起从五楼的垃圾通道扔了下去。
听着重物砸进垃圾桶的发出的那声闷响。
我没有哭。
眼泪在毫无希望的环境下，是一种极其奢侈的浪费。
我只觉得累，一种深入骨髓、把灵魂都抽干了的疲惫。